那个时候的英国还是一个脆弱型自然国家，除了国家就几乎没有其他组织。
造成以上消极现象有很复杂的原因。但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对党委提名的人选投反对票，就是反对党的领导。
彭真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，实际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，他的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。这就引出一个质疑：究竟党大还是法大？与此同时，一些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违反宪法法律、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做法时有发生，这就使得党大还是法大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，并逐渐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，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。需要特别注意，在党内，离开了党内法规，党的任何组织和领导提出的人选和主张，就会缺乏基本的根据和约束，成为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消除上述消极现象，除了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、改革和完善权力机关的投票方式外，也应当十分重视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自身的政治建设。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政治责任是什么？如何落实？应当深入研究应对。
2012年，党中央关于印发《党内法规制定条例》的通知已经提出，党内法规的质量关系到党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的水平，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重视它。按照这个精神，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，在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行使职权的过程中，要求广大党员代表委员不仅模范遵守国家法律，而且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。说权利保护任意的选择，并不是说沃尔德伦承认选择不应该接受行为对错之道德的指引，而是说选择是否符合行为对错的道德要求，并不是使其得到权利保护的必要条件。
这一权利不同于基于外部理由的不干涉。进入专题： 权利的内在道德 权利的独立性 。因此，下述情形完全是可能的：根据道德的要求，P不应该做A。最后，笔者将结合权利实践的规范结构，说明权利的内在道德会在权利实践内部留下不可消除的规范性裂缝。
但同样根据道德的要求，P有反对他人干涉其做A的主张权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说一个人有权利做正确的事，不过是说他没有权利做任何其他事而已。
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权利相对于行为对错之道德的独立性论题（下文简称独立性论题）。任何有意义的权利理论都会明示或暗示地承认独立性论题，而能否说明权利相对于行为对错之道德的独立性，也是检验一种权利理论是否妥当的关键。寄生性表明权利主体本没有充分理由选择某一行动，但仍然拥有反对他人干涉的主张权。采取合取论的理解，承认P有做错事A的权利，就意味着P同时拥有：（1）做A的自由。
正如麦基所言，许多重要的权利都包含了合取的结构。涵摄模式看上去可以对具体权利提供强有力的保护，但它误解了权利推理的模式，也不能解释复杂的权利争议。按照这种方式，假设权利将重要的对象纳入保护之下，因而确保了权利的重要性。详细的讨论see Joshep Raz,?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4, pp.44-59.also see Neil MacCormick, Rights in Legislation, Hacker and Raz ed., Law, Morality, and Society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7, pp.189-209.]〕 拉兹的权利命题包含了两个要点。
所以，表达自由的权利不会保护诽谤和侮辱他人的言论。拥有一项权利应该对权利拥有者来说是好的，而不仅对他人或某些事业来说是好的。
]〕此外，各种外在利益也只能通过自主的内在利益，才能对个人福祉有所贡献。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权利的独立性。
由于该原则在逻辑上是先于且独立于权利的，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调整性规则。（2）P拥有反对他人干涉他做A的主张权。权利的独立性由权利的内在道德所支持。拉兹的权利利益理论（the interest theory of rights）为讨论权利的内在道德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起点。其中，I是权利对象Y对权利人X所具有的利益。这一批评预设了对拥有一项权利意味着什么的特殊观点。
权利实践的出现及其繁荣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条件（1）所证成的广泛义务，至少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义务，可以通过条件（2）的检验。如果做某事在道德上是错误的，我们在道德上就不应该做这件事，而承认做错事的权利，将导致道德上错误的事又变成道德上许可的。
不存在一个判断某个行动是否最佳或充分地实现了I的标准。但外部不干涉所针对的行为可能根本不具备I所标识的利益，因而不能被视为一种权利。
权利只能通过保留规范性裂缝的方式来运行，而做错事的权利就寄生于其中。在很多情形下，并没有决定性理由支持一种选项。
而这一惯例显然赋予了自主比利益考虑更重要的份量。而其它权利则承诺了一定程度的自由。]〕这种实践差异也体现在权利与道德之间。相反，P的具体权利由P对D拥有的一般权利证成。
权利不仅指引权利主体的选择，也指引权利对选择的保护，或者说通过指引选择来保护选择。〔[〔〕 See John R. Searle，Speech Acts：An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，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，1969，pp.34-36.]〕 按照塞尔的区分，对尊重以自主为核心的个人福祉这一原则，就可以有两种理解。
即使是与道德无关的选项，也并非如沃尔德伦所言，总是会被道德要求的选项所取代。〔[〔〕 See H.L.A. Hart, Essays on Bentham：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, pp.183-184.]〕而对包含选择的权利之证成，比单纯的义务证成多出一个环节。
例如，商业言论虽然具有重要利益，但不具有表达自由权指向的利益，就不得被当作表达自由的权利来保护。拉兹所谓的拥有权利的能力，不只是指理解和行使权利的能力，而是强调只有其福祉具有终极价值（ultimate value）者，才有资格成为权利主体。
【关键词】做错事的权利 不干涉的义务 权利的独立性 个人选择 权利的内在道德 【注】本文首发于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2016年第3期。其二，在一个对终极价值存在深刻分歧的多元社会中，权利为社会合作提供了中间结论。沃尔德伦的功能分工理论似乎承诺了一个观点，亦即权利保护的选择是任意的。〔[〔〕 参见[美] J.沃尔德伦：《做错事的权利》，朱万润译，载《世界哲学》2012年第4期, 第45-61页。
做错事之权利就寄生在这一裂缝中。因此，如果沃尔德伦坚持选择的规范意义上的重要性，就会面对一个不同的两难处境。
[美]约翰·罗尔斯：《正义论》，?何怀宏、何包钢、廖申白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27页。但权利通常并不直接给出行动理由。
换言之，有做A的权利这一说法本身就预设了下述主张：权利可以独立于行为对错的道德评价，而对行为或选择提供保护。但自主也具有内在利益，这是一个人只能通过自主地行动才能获得的特殊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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